三门，一座鲜甜之城。这里的青蟹、望潮、跳跳鱼等，是老饕们熟悉的舌尖美味。

山海间，有美食，也有地方特色的文物积淀。

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以来，三门县普查队“不漏一村、不遗一巷”，目前已完成“三普登录点”复核231处，新发现文物登记32处。这些新文物的发现，正是源于普查队员们“深山寻宝”的执着与坚持。

山海藏珍

三门是台州地区家族文化与山海文明交融共生的典型缩影。“四普”中，普查队员们发现，即便是藏在偏远山顶村落中的宗祠，依然结构完整、雕刻精美。

三门的许多大姓家族，如郑氏、陈氏、吴氏等，在不同时期从中原或其他地区迁徙而来。这些移民为了在新环境中抵御生存风险，选择以宗族为单位聚居。外加三门地理环境相对封闭，使得聚族而居的村落，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性和稳定性，宗族因此得以长期延续。

“三门家族文化底蕴深厚，全县‘三普’登记的宗祠数量就有105座，19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，宗祠占了11个。每个家族都有清晰的传承脉络，大家对宗祠的保护和维修也十分重视。”三门“四普”专家祁新说。

除了宗祠，三门还有海防遗址、古道和摩崖石刻，这些文物大多在人迹罕至的山野之中。

作为明代海防重地，三门的烽火台、炮台等防御性设施数量众多。炮台在山腰，烽火台位于高山之上，普查队员们在调研过程中往往会陷入“无路可寻”的困境。

“我们去大茅坪山炮台调研时，那里的山路早已被竹子和杂草覆盖，根本找不到。”三门“四普”普查队队员褚闻怡回忆。最终，普查队找了一名当地村民，对方拿着柴刀在前面开路，队员们尾随其后，才得以顺利上山。

更棘手的是烽火台，有些烽火台连上山的路都找不到，只能依靠无人机航拍。被茂密的树枝覆盖的烽火台，必须多角度反复拍摄，才能获取有效信息。

三门湾是戚继光水师的重要驻地，健跳所城遗址至今犹存。健跳所城遗址分散在双凤山和城隍山上，城围加起来有1500米。其范围界定与精准定点，对普查工作而言，是项繁杂而庞大的任务。“我们用带定位功能的无人机，对照图纸和地图，对遗址的范围进行了精准定位，前后花了一个星期时间。”褚闻怡说。

多问一句

三门普查队由老中青三代组成，“70后”“80后”经验丰富，熟悉当地文史和地理；“90后”“00后”则擅长技术操作与新媒体记录。

面对文物时，他们分工明确、合作有序。年龄大的普查队员辨铭文、定年代，年轻队员则负责飞无人机、做电子档案。

相比“三普”，“四普”不仅在技术上全面升级——运用无人机航拍、高精度GPS定位、三维扫描建模等，登记要求也更为严格。这要求普查队员每次都得到达现场，靠人力走下去、爬上去。

由于“三普”时设备和技术有限，一个并不准确的坐标信息，往往会给“四普”工作带来困难。

寻找善岙杨村的宗祠，就让褚闻怡印象深刻。

“我们按导航指引到达村子，但始终找不到村里的宗祠，仔细梳理之后才发现，善岙杨村经历过一次整村搬迁，宗祠留在了原先村落的旧址上。”身为团队里最年轻的普查队员，褚闻怡慢慢明白，文物普查时多走一步，多问一句，历史就多一份清晰。“文物不会自己说话，但它就在那里等着，所以普查时需要多问、多看，也许就是在爬山的时候多拐了一个弯，在寻找的时候多提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就会有新的发现。”

山岚缭绕的盘山公路尽头，一座石砌古祠在古村高处静静伫立；荒草丛生的山脊线上，半截明代摩崖石刻依稀可辨；隐匿于高山之巅的烽火台，默默述说着数百年的海防沧桑……这些都是普查队野外调研时的不同相遇。

“文物普查不只是记录，更是一种责任。当我们看到一块碑、一座桥、一口井，能否读懂它背后的那一段历史、那一群人，决定了它会不会再次被埋没。”褚闻怡说。日行万步，三门“四普”普查队员们穿梭于山海之间，他们清查的每一处遗址、记录的每一帧影像、写下的每一段说明，都将是未来文物认定、保护、活化利用的基础。